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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伪存真: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对基层法院“案多人少”问题的回应

来源:   发布时间: 2014年12月24日

  去伪存真: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

  对基层法院“案多人少”

  问题的回应

                               ——基于S县法院的实证分析

  

  作者:田成燕

  (本文在“司法体制改革与民商事法律适用问题研究”理论研讨活动中获得三等奖)

  

  

  论文提要:

  当前形势下,“案多人少”的矛盾在基层法院比较突出,法院内部办案的法官直呼工作压力大,法院外部对法院审判的质量和效率不满意。

  本文通过调查问卷和以S县法院10年的收结案数和法官人数以及人员变动为蓝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单纯的增加法官人数并不能有效提高法院产出效率。进而通过论述“案多人少”问题带来的弊端,阐释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性。文章第三部分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对造成“案多人少”矛盾尖锐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为第四部分路径的选择奠定基础。第四部分从现实可行性的立场出发,参考第三部分的现状原因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解决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的路径选择。在现行体制下,案件数量不大可能减少,审判难度不大可能减小,要解决“案多人少”问题的关键,不应放在单纯增加法官人数上,而要立足本院、放眼社会,统筹兼顾内涵式和外延式两种解决方式,采取综合的措施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其中推行法官职业化是法院改革的必然方向,法官员额配置和法官助理制度改革是这一进程不可缺少的步骤。因此,在现有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应该将改革以制度化的方式向全国法院推广。

  

  关键词:案多人少;实证分析;司法改革

  

  全文共9415字

  

  以下正文:

  

  一、“案多人少”呼声与实证分析的悖论:问题的提出

  (一)调查问卷

  通过调查,从S县法院办案第一线传来的抱怨声始终不绝于耳:案件积压、工作繁重、人手不足、法官薪酬过低等等。由于一审案件中民商事案件占绝大部分93.98%,对民商事法官的考察基本可以反映全院的情况,因此对19名民商事法官发放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反应人手不足的达100%,年均办案超过300件的占16%,200件-300件的占36%,100件-200件占23%,100件以下的占26%。办案最多的法官年均302件,办案最少的43件。

  (二)实证分析

  1、样本选择与统计描述

  本文选取了S县法院10年来的结案数和法官人数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结案数包括民商事、刑事、行政三大类基层法院一审案件,希望能够全面反应法院的产出效率。法官人数为具有审判资格和助审资格,可以独立办案的人员数量。本统计调查试图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法官人数、法院受理的案件量是不是影响法院“产出”的主要因素;二是法官的流失会否对法院的产出效率产生影响。

  这10年的平均年收案量为3710件,收案最多的年份为2009年4650件,最少的年份2004年2555件。结案最多的年份为2009年4632件,最少的年份为2005年2492件,平均年结案数为3673件。结案数在平均数以上的年份有5年,结案数在平均数以下的法院有5年。法官总人数最多的年份为73个,最少的年份为57个,平均62个。真正在一线审理案件(不包括执行)的法官比例较多的年份不足40%,比例较少的法院年份仅占大约为30%。有的年份存在法官流失的现象,即存在法官调走、升迁等现象。

  表1

  

变量

样本数量

最小值

平均值

最大值

总收案量

10

2555

3710

4650

总结案量

10

2492

3673

4632

上年未结案量

10

319

386

551

法官人数

10

73

62

57

人均办案量

10

46

53

68

  

  2、模型的建立

  法院的产出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法官人数、法官素质、法官教育程度;法院的规模、工作量、审判投入等都会影响法院的效率。本文关注的主要是法官人数、工作量对法院效率的影响,虽然不能说明全部的问题,但至少可以说明现有法官人数与法院效率之间的问题。

  本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是法院的产出,等于法院年结案数。解释变量为法官人数、工作量,从某种角度也反映出了法院的规模。工作量指的法院年收案量+上年的未结案量,这个能反映出当事人诉讼动机的问题。另外,一个虚拟解释变量为法官的流失情况,没有流失为0;有流失为1。为了剔除异方差的影响构建出模型的公式为:

  LnRESOL(结案量)=β0+β1LnJUDSTAFF(法官人数)+β2LnWORKLOAD(工作量)+β3JUDTURN(法官是否有流失)

  模型描述了法官人数、工作量、法官是否流转等因素同法院产出(结案量)之间的关系。预期的结果是随着某年份法官人数、工作量的增多,结案量呈正向变化,而法官流失情况与产出效率呈负向变化。

  3、分析结果

  表2

  

Variable (变量)

LnResol(结案量)

Contant(常数)

+

In Judstaff(法官人数)

-

In Workload(工作量)

+

Judturn  (法官是否有流失)

-

Adjusted R2 (调整后的决定系数)

+

F-statistic (F统计量)

+

  

  如表2所示,法官人数、工作量和法官的流转情况都会影响法院的产出。不过没有想到的是,法官人数与结案量之间呈负相关系,也就是说,随着法官人数增加将导致法院的产出效率降低。最后,法官的流失情况对法院的产出效率表现出显著的负效应,即法官的流失会降低法院的产出效率。

  (三)折射出的问题

  从调查问卷和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S县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已经非常突出。但在实证分析中,运用的模型分析显示现有法官人数的增长不会带来法院产出的提高。实证数据的验证结果与法院的呼声出现了异相,这说明单纯的增加法官的数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正视出现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

  二、问题检视:解决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矛盾的必要性分析

  基层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导致了一系列严重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影响审判绩效的提高

  由于“案多人少”,法官疲于应付,牵扯过多精力,法官没有闲暇时间用来学习“充电”,知识与观念难以更新,面对不断而大量出现的新类型、新情况案件纠纷,法官的司法能力遭遇极大挑战;由于“案多人少”,法院无奈片面追求高结案率、高调解率,法官没有更多时间用于必要的案件调查取证工作和裁判说理工作,只好无奈匆匆下判,导致案件的质量无法保证,发改率上升;由于“案多人少”,法官没有空余时间用来做当事人的服判息诉工作,使得上诉率信访率上升,也使“案多人少”矛盾向二审乃至更高层级法院扩散。

  (二)损害司法的公信与权威

  案件审判质量不高,当事人服判息诉率低,发回改判率高,上诉信访率高,无疑表明没有通过审判工作使得社会矛盾得到切实有效化解,司法审判为社会的稳定和谐保驾护航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发挥。“案多人少”的弊端导致案件审判质量不高,当事人服判息诉率低,发回改判率高,上诉信访率高,影响到社会矛盾的真正化解,不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相应带来人民群众对司法满意度的降低,进而损害到司法的公信与权威。

  (三)增加司法成本的负担

  大量的案件纠纷涌入法院,而司法资源有限,无疑让法院付出的司法成本日益加大,不堪重负。进而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难以适应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难以高效发挥审判工作服务社会稳定大局与经济发展的职能作用,导致司法对社会稳定和谐的法治保障功能的弱化。

  (四)损害法官身心健康

  长时间超负荷工作,使法官的身心负担过重,表现在除了生理的压力以外,精神方面的压力也使得法官成为一个高风险的职业。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各种矛盾向法院集中,疑难复杂、新型案件和群体性案件不断增多,加上法院受外界不正当干扰,法官办案既要注重法律效果,又要追求整治效果、社会效果,还要面临二审改判发回错案追究。除此还要来自自认为受到不公待遇的当事人、案外人的不理解、埋怨,乃至报复和伤害,湖南永州枪杀案中凶手用枪射杀、射伤数名与其案件不相干的法官,无疑令我们深思。这样的司法环境下,法官办案难度不断加大,身心压力巨大。

  总之,当前基层法院面临着案件暴增和一线办案法官员额不足、队伍断层、法官不堪重负的双重压力,这一问题若得不到高度重视并加以有效解决,将对基层法院的审判工作造成严重不良影响,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和谐与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

  三、“案多人少”呼声背后的原因

  “案多人少”的问题也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它人民法院工作深层次问题的表象反映。如果与法治建设先进的国家相比,“案多”其实也不算多,“人少”其实也未必就是少,根本上讲是人员综合素质不高、人员结构不合理、司法效率低下、司法环境不佳等原因导致司法产出不足造成的。

  (一)外在表象

  单从S县法院 “案多”与“人少”的数字上分析,包括案件数量和类型、法官人数与构成情况。

  1、总与分:案件总数和个案工作量都不断增加

  2004年-2013年,案件数量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其中增幅最大的为2008年,同比增长32%。在案件绝对数量增加的同时,单个案件的工作量也日渐加大。

  具体体现在:一方面案件类型增多,尤其是新型、复杂案件增多,特别是在民商事案件。随着经济的发展,除了传统离婚、民间借贷案件外,还出现了诸如股东出资纠纷等新型案件,并且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等具有人数众多、矛盾激烈的群体性案件也呈逐年增加趋势。相比常规案件而言,处理这些新型、复杂案件所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更多,即使是以往受理较多的离婚、民间借贷和侵权案件,法律关系和法律主体也较之以前更为复杂,法官在单个案件的审理环节所花费的工作量都大幅激增。另一方面,事务性工作增多。由于人员流动性变大等诸多原因,导致“送达难”,直接影响到单个案件工作量增大;由于案情复杂、鉴定、延长举证期限等原因,导致需二次开庭的案件增多,开庭次数的增加也相应提高了单个案件的工作难度和强度;鉴于司法绩效对调解率的要求,导致法官一般会考虑先调解再判决,而调解需要花费的工作量比直接判决花费的更多,无论案件最终是否调解成功,调解程序的存在已大大增加单个案件的工作量。

  2、多与少:干警不少但法官尤其一线办案法官不多

  通过调查发现,S县法院具有审判资格的法官人员所占比例不大,在一线办案的法官更是少之又少。以2013年为例,共有干警124人,其中在职93人,离岗31人(离岗人员指退出法院工作但仍然占有编制的人)。在职人员中具有审判员和助审资格的60人,其余为工人身份和事业编制人员。但是真正在一线办案的法官为28人,仅占在职人数的30%。

  在实际的法院工作中,很多法官不是并不是从事审判工作,而是从事行政性的工作。法院内部的行政岗位庞大,从党委、政工、纪检、办公室、以及司法鉴定中心等综合服务部门占用了法院的大部分资源。而行政化的管理体制,使得很多法官身兼数职。除了纯技术性的岗位,院长、副院长、庭长等领导,他们本身既是法官,又是领导。日常大量的行政工作需要他们处理,审理案件的比例很小,甚至基本不审理案件;还有很多法官干脆在纪检、办公室等综合部门任职,完全不再从事审判工作。所以从法院内部结构上我们应该将法院的人员区分为全体人员、法官(具有法官资格的,包括审判员、助理审判员)、办案法官、一线办案法官。只有一线办案法官才是真正意义上处理案件的人。

  3、有与无:各业务部门审判辅助人员队伍参差不齐

  根据山东省高院统计,“全省基层法院法官人均结案110多件,结案最多的法官达到400多件。”1)在S县法院中,最多的法官一年能审结案件300余件。而在德国,“2007年家事法院的法官年均结案量维持在400件左右,初级法院的法官平均处理650多件案了。”从法官的人均结案量来看,S县法院现有法官的审判效率仍有提升的可能。

  在国外,法院内部一切以审判法官为中心,有着完善的审判流程管理和辅助审判制度。法官的主要工作就是审理案件,撰写审判书,其余的工作是由法官助理等辅助人员去做的。而该院审判辅助人员数量较少,大部分的审判辅助人员为县里招录的事业编制,个别庭室除了法官之外只有一个聘用制书记员。而且事业编制人员都是通过公开招考或选调到该院的新同志,有些工作2-3年后通过法官遴选成为审判员,有些则通过选调或其他考试到其他部门,使得该院不得不来年通过公开招考或选调的方式重新补充“新鲜血液”。同时合同聘用制书记员更换频率较高,无法严格保证人员的专业素质,不利于队伍的管理和稳定发展。

  (二)管理错位

  从S县法院目前运行状况来看,审判管理并没有为缓解案多人少提供足够的支持。相反,审判管理方面的弊端是造成“案多人少”现状的重要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审判管理观念滞后。审判管理行政化色彩浓厚,不是遵循司法规律,以审判为中心、以法官为主体进行,而是以管理者为中心,片面地强调约束和监督;法院内部组织仍以科层式结构存在,院庭长的审判管理职权仅侧重于对个案的指导监督。审判管理主观随意性较大,没有形成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同时,法官级别设置也形同虚设,虽然对法官确定了不同的级别,但是法官的福利待遇与法官级别并无直接关系,而是取决于法官的行政级别,导致法官工作缺乏积极性。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导致审判管理的僵化和落后,无法更好地适应“案多人少”的局面。

  2、审判资源配置不合理。审判工作应是法院的中心工作,但基层法院的审判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发挥。首先,审判业务部门与综合管理部门之间人员配置不均衡。审判业务部门的人力资源配置应占据整个法院人力资源的多数或绝大多数2),然而,S县法院相当一部分具有审判资格的人员分布在综合部门。其次,审判业务不同部门之间工作量分配不合理。工作量的大小存在很大差异,比如S县法院的民商事审判部门与行政审判部门的法官人均年结案率之比高达10:1,承办案件最多的民事庭法官每天人均收案数量可达10件以上,而审监庭每年承办的案件才4-5件。可见,虽然按照案件性质设置内部机构有一定的优势,但实践表明其弊端也越来越明显。部门工作忙闲不均,容易影响法官工作的积极性和办案效率,使得审判资源未能物尽其用,而且各审判部门的横向沟通也较为缺乏,更加导致忙闲不均。再次,审判员与审判辅助人员的配置未到位,审判辅助力量的缺乏,导致法官仍要承担如送达等繁杂事务,办案效率无法得到质的提高。

  3、审判管理微观设计不科学。“审判管理的核心主要是审判流程管理和案件质量评查。两者都是人民法院在充分审视原有审判管理模式的利弊,研判司法现状后,为兼顾公正与效率、平衡放权与监督而做出的选择”。3)审判流程管理本来可以让各个环节都有人各司其职,就像工厂生产流水线一样,职责明确、提高效率。但在实践中,S县法院审判流程管理的信息化还非常落后,即使建立了内网系统的法院也没有真正实行管理智能化,流程追踪管理往往流于形式。案件质量评查侧重于事后监督。如果案件质量评查的标准设置不科学,便会直接影响办案效率。同时,司法绩效考核作为审判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考核指标设计上的不科学无形中增加了法官的压力。比如,考核指标不单包括收案数、结案数、结案率,还包括调解率、撤诉率、上诉率、发改率等,导致法官不愿受理处理难度大、复杂的案件,而对于一些容易调解的系列案件趋之若鹜,甚至出现个别庭之间争抢案源的情况,严重影响法官的办案质量,有损司法公正公平。

  (三)体制干扰

  在外部环境上,法院体制的行政化,历史原因造成法官素质不高,以及其他行业和上级法院待遇诱惑直接影响了法官的办案效率。

  1、法院行政化的桎梏

  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同与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制,立法机关同时也是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有权任免同级法院、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员,法院的审判活动与政府的行政活动都要受到人大的监督,并对人大负责。而且内部的机构设置也和行政机关一样,除了民事、刑事、行政审判庭之外,还有党政、行政等管理部门。法官的身份被定位为公务员,《法官法》是相对《公务员法》而言的特殊法。同时,各级法官都直接对应着相应的行政级别,又有自己的法官级别。在这种定位之下,法院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官僚体制,具有和行政机关一样的行政诉求。

  法院的这种行政化管理对于诉讼效率的影响是直接和直观的。行政权的价值取向具有效率优先性。(4)这种功利主义的效率价值观,在民事诉讼中影响的仅是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如果在刑事诉讼中,则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冤假错案。5)我国法院体制的行政化,导致法院多重的利益诉求,而不是以审判为中心。当有限的司法资源更多地被用来满足法院行政化的诉求时,审判效率的下降是难免的。

  2、法官职业素质的欠缺

  法官的素质与能力是实现裁判准确性,保障诉讼效率的关键因素。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国司法体制扩展的初期,大量的没有法律背景的人进入法院,还有大量的军转干部进法院。6)在S县法院的在职工作人员中,部队退伍或转业的人数占15%。随着法院受理案件的复杂性日益增加,对法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优秀的法官不仅应具有较高的教育背景、良好的职业素养,还应具备丰富的社会经验,这都对我国法官的遴选、培训等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当其自身的经验和能力都难以招架时,只能导致诉讼的拖延,甚至作出错误的判决。这无疑会对诉讼效率产生致命的打击。

  3、激励不足导致的法官流失

  2004-2013年该基层法院法官流失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尤其是一些经验丰富的优秀法官通过选调、遴选、调任等方式进入上级法院或其他城市的法院,而新任命的法官办案经验和办案水平明显不足,法官更新速度远远跟不上法官流失速度,也导致一线法官数量减少。例如,该法院仅2014年流失中青年法官5人,且多为办案主力。

  对于基层法官流失的现象,从经济学的角度很容易理解。人都是理性的,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基层法院法官的收入偏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贺卫方教授所说,我国法官收入最高者和最低者的差距至少是10倍。收入上的提升是激励法官升迁或跳槽的最主要原因。另外我国的司法权威尚未完全确立,法官地位不像英美法系的法官地位那么高,整个社会都缺乏对司法者的服从与尊重。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原因,我国民众对司法、诉讼始终存有一种不信任感。再加之,法院内部长期奉行的“错案追究制”也让法官如履薄冰。“错案追究制”的目的是督促法官勤谨办案,但从客观的角度看,错案的发生是在所难免,因为判错案了就否定某个法官所有的工作难免矫枉过正。很多法官因为难以承受当事人的纠缠以及法院严格的考核体系的压力而选择改行。

  四、路径选择:司法改革背景下基层法院破解“案多人少”的进路

  解决“案多人少”问题的关键,不应放在单纯增加法官人数上,而应眼睛向内,调整人员结构,加强内部管理,挖掘法官潜力,在充实一线法官同时,不断提高确保“公正与效率”的实现水平。在现行体制下,案件数量不大可能减少,审判难度不大可能减小,要解决问题还要立足本院、放眼社会,统筹兼顾内涵式和外延式两种解决方式,采取综合的措施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

  (一)推行法官职业化

  法官职业化是法院改革的必然方向,法官员额配置和法官助理制度改革是这一进程不可缺少的步骤。因此,在现有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应该将改革以制度化的方式向全国法院推广。

  1、解决法官员额配置。法官员额制度,是指根据一定标准确定人数相对固定的法官,集中行使国家裁判权的制度。这项制度的建立,涉及到人口、案件数量、辅助人员配置等诸多因素。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参考国外经验做法的基础上,全面考虑辖区面积和人口、审判工作量、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法院现有编制人员的分布情况、合议庭和审判长的数量7)等相关因素,在现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配合有关部门制定与人民法院工作性质和地区特点相适应的政法专项编制标准,8)适应纷繁复杂的审判任务的需要,使法官人才资源效益最大化。

  2、深化法官助理制度改革。亚当·斯密曾言:提高效率必然要求分工和令业化,对从业人员而言即意味着职业化。同样,这一原理也适用于司法领域9)。法官职业化是法院改革的必然方向,法官助理制度改革是这一进程不可缺少的步骤。因此,在现有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应该将改革以制度化的方式向全国法院推广。一是明确法官助理的职责,区分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的工作范围。大量的程序性工作如送达、证据交换,甚至是庭前调解工作等事务性工作和庭前准备工作都可以交给法官助理处理,尽可能消化单个案件法官的工作量。完善审前准备程序,充分发挥审前准备程序的作用。同时,给予法官助理足够的发展空间,提高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待遇以防止人才流失。二是法官、法官助理和书记员配置上至少保证“1+1+1”的模式,扩大审判辅助人员数与审判员人数比。

  3、建立法官逐级遴选制度。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法官的管理“死水一潭”,可以说是“一锤定终身”,上下级法院之间法官不能流动,导致了从事审判业务指导工作的上级院法官没有办案的经历,不利于保证上级院法官的工作能力和业务素质。因此,应当打通我国四级法院的选拔渠道,下级法院的优秀法官经法定程序可以到上级法院担任法官职位,为各级各类法官的成长提供平台,以激发基层法院法官的工作热情,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基层法官断层、短缺、流失问题。

  (二)优化审判资源配置

  “为了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法院在长期高负荷运转状态下,必然思考如何通过加强内部管理追求各种资源最大化效益的方法”,10)也只有通过挖掘内部潜力才能有效摆脱案多人少的困境。审判管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它的功能之一是确保司法公正、廉洁、高效,而高效司法正是解决“案多人少”矛盾的有效方法。

  1、审判资源适度向审判业务部门倾斜。以审判工作为中心,将审判资源向审判业务部门倾斜,尤其是向工作量大的业务庭室矛盾较为突出的业务部门适当倾斜。具有审判资格的人力资本属于稀缺性资源,除了院长和主管综合性事务的副院长不必办案以外,其他具有审判资格的人员都应该安排到审判业务部门从事办案工作,只不过具有领导职务的审判人员的审判数量可以适当少于一般审判人员。对于业务较少的综合部门的具有审判资格的人员可以作为机动人员参与案件审理。

  2、建立案件分类处理机制均衡工作量。按照案件性质划分审判业务部门这种传统模式随着案件数量和类型的增加己逐渐暴露出弊端,并造成各部门之间工作量的不均衡,影响了法官工作积极性。因此基层法院可以在部门设置上有所突破,有效克服这一弊端。一是建立专门法庭。根据“纠纷的类型化解决”思路,按照各类案件的特点和需要,设置专门的诉讼制度加以处理。11)针对不同类型的案件交由专门的法庭进行处理,比如通过建立劳动法庭、消费者权益法庭、婚姻家庭法庭等,使得术业专攻的法官有尽情发挥才能的平台,提高办案的质量和效率。二是建立速裁法庭。根据案件繁简分类处理,首先在立案阶段对案件实行繁简分类,对于简易案件直接交由速裁庭处理;然后在排期阶段,由各承办法庭对案件二次实行繁简分类,根据法官特点予以分案。

  3、科学设计审判管理环节提高办案效率。完善审判流程管理机制以程序管理为中心,对案件的立案、排期、送达、保全、审判、执行、评查、归档进行全过程的科学规范,并借助信息化手段,实现内网资源共享和流程追踪,对审判管理工作实行自动化监控。严格执行超审限报批制度,落实审限跟踪督查措施,加强流程管理通报,努力缩短审理周期。强化审判长、合议庭职责,增强法官责任感和独立性,避免审者一不判、判者一不审,改变层层上报的行政式办案方式,提高办案效率和办案质量。

  (三)突破外部环境障碍

  合理定位法院职能,明确其职责权限,才能切实将法院职能回归到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国家的审判机关”的位置,让法院真正成为法院。除此之外,法院不能、也不应当承担其他的社会功能。

  1、减少案外工作任务。法院应从各项社会性活动和地方性事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对案件进行公正审理和裁判。一是弱化法院对地方政府的依赖。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地方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这一状况会发生较大改善。法官的这部分案外工作会大量减少。二是突出审判工作的中心任务。法院的天职就是审判,通过审判维护公平正义、促进法律实施。法院系统内部要进一步突出审判工作的中心地位,减少不必要的综合性、行政性会议、活动,消解这部分事务对司法资源的扩张性需求。

  2、构建外界干扰抵御机制。针对当前普遍存在的党委过问案件和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情况,应当采取:一是建议党委政法委将执法监督重心放在司法工作中存在的突出性、普遍性、倾向性问题上,尽量避免对个案处理提出明确的、结论性的意见、要求或指示。二是建立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登记制度。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判工作中防止法院内部人员干扰办案的若干规定》,建立过问案件“全程留痕”,抵御说情“备案登记”制度,对不当干预其他法官办案的警示谈话,不断探索防范内部人员过问案件新机制。

  3、消除法院的心理倦怠和外部的利益引诱。提高法官的职级待遇和社会地位,让法官人才引得进、留得住。借鉴江苏、上海、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做法,建立办案基金,划定办案基数,对超额办案者进行奖励,鼓励多办案、办精案,调动法官办案的积极性;充分运用绩效考核结果,对名次靠前的单位和个人采取评先评优、立功受奖、颁发奖金等方式进行精神和物质双重奖励。

  结语:

  “如果根本不知道路会导向何方,我们就不可能智慧地选择路径。”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矛盾解决既需要明确前行方向,更需要智慧地选择路径。我们有理由期待,在加快推进法官职业化改革的有利背景下,这一问题的解决已经成为我国司法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在推动更深层次司法改革中彰显出应有的价值。

  

  


  1)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山东省审判力量配置与法官负荷情况分析》,载《人民司法》2010年19期,第64页。

  

  2)沈明磊、蒋飞:《资源配置事业下的司法效率》,载《人民司法》2008年第17期,第13页。

  3)黄新华:《完善审判管理的若干思考》,载《人民司法》2007年第15期,第61页。

  (4)孙笑侠:《司法权的本质是判断权——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区别》,载《法学》1998年第8期,第32页。

  5)王申:《司法行政化管理与法官独立审判》,载《法学》2010年第6期,第25页。

  6)胡志斌:《合理配置基层法院法官资源的探讨》,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8月第4期,第28页。

  7)参见2002年7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第25条。

  8)参见《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

  9)姚中秋:《技艺理性视角下的司法职业化》,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第10页。

  10) 郭俭:《时代语境下的审判管理解析》,载《法治论丛》2009年第5期,第89页。

  (11)崔四星、张辅军:《当前民事简易程序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9期,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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