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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事引发的大争议--就彩礼返还问题的探索

来源:   发布时间: 2014年12月24日

  小事引发的大争议

  --就彩礼返还问题的探索

  

  作者:李青青

  (本文在“司法体制改革与民商事法律适用问题研究”理论研讨活动中获得三等奖)

  

  论文提要

  我国历史源远流长,无论是传统的伦理社会,还是现在的法治社会,作为结婚的一个必经阶段,彩礼给付及彩礼返问题一直随之延续,随之也引发彩礼返还中的一系列问题,甚至引发了刑事纠纷。在我国,法律对有关彩礼的概念、彩礼返还的性质没有明确的规定,而且在仅有的法律规定中,规定也过于笼统模糊,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自由裁量权比较大,导致了在司法判决的不规范和不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国现有的司法权威和法院的形象。本文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有关彩礼返还的三种不同的情况以案例的形式表现,并进而对在司法实践中对案例处理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从而延伸出就彩礼返还的有关理论知识。对彩礼给付的性质我国学者有不同的见地,但笔者认同其性质为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这与法律的规定及风俗习惯相辅相成。本文在定性彩礼给付的基础上就彩礼问题展开一系列的论述,包括在彩礼返还上我国法律规定的局限性,比如对诉讼主体、对返还彩礼的比例、对过错方的考虑、对诉讼时效等,这些方面均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国外,对彩礼返还制度的规定比较完善,本案简要引用阐述了国外法律规定相对发达国家的法条内容,为我国彩礼返还制度提供借鉴。本文的重点在于对我国彩礼返还制度提供法律上的建议,包括立法建议和立法理由,希望为彩礼返还制度的完善贡献绵薄之力。

  彩礼返还纠纷案件不是民法领域的热点,但却存在立法上的盲点。彩礼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因此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而不能仅仅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也是我国法治社会前进道路上的需要,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关键词  彩礼 彩礼给付 彩礼返还

  本文共计9857字

  

  以下正文

  彩礼在我国历史源远流长,其作为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重要规定已经存在几千年的历史,经历了由民间习俗到国家法律再到民间习俗的历史过程,是中国婚姻制度变迁的历史见证。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事人索要彩礼的数目也在不断增大,给案件的审理带来更多的麻烦,也更容易使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激化。

  一、抛砖引玉:几起引入深思彩礼返还案例

  (一)情景再现:案例的叙述

  案例一:

  男方甲与女方乙经人介绍认识,并于2010年4月15日订立婚约,在订立婚约的当天,甲经媒人给付乙彩礼40000元,并约定2010年10月1日登记结婚。但在登记结婚前,甲看上了丙,提出与乙解除婚约,并要求乙返还彩礼,而乙认为按照当地的习惯,男方提出解除婚约的,女方不予返还彩礼,而且是甲有错在先,违背了当地婚约中彼此忠诚的义务,完全违背了当地婚约习俗中彼此要忠诚的义务。双方之间的意见分歧很大无法达成一致,甲及其父亲将乙及其父亲告至法院。

  案例二:

  男方甲与女方乙在订婚时,乙向甲索要聘金30000元、衣物人民币1000元、三金价值10000元。在订婚后甲与乙迅速登记结婚并在一起同居,但未举行结婚仪式,同居几天后乙方外出打工,后因为乙方的过错甲与乙离婚。甲认为乙应该返还其给予乙的所有财物,但乙认为虽然没有举行结婚仪式,但是双方已经共同生活,乙不同意返还彩礼。

  案例三:

  2010年5月份男方甲与女方乙办理登记结婚手续并举行结婚仪式,但是婚后双方因感情不合,婚后经常因琐事发生争执,2011年9月份甲提起离婚诉讼,并要求乙返还彩礼,包括婚前给付乙的首饰和手机。

  (二)法律规定:审理纠纷的基础

  针对彩礼返还问题,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主要有以下几条:

  1984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七条规定:“属于包办强迫买卖婚姻所得的财物,离婚时,原则上依法收缴”;对于变相的买卖婚姻性质的聘金或聘礼,“得斟酌具体情况及情节轻重予以没收,并给予当事人以教育或必要的惩处。第十八条规定:“结婚关系索取的财物,离婚时,如结婚时间不长,或者因索要财物造成对方生活困难的,可酌情返还。”

  1989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条规定:“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同居生活前,一方自愿赠送给对方的财物可比照赠与关系处理;一方向另一方索要的财物,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84]法办字第一百一十二号《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八条规定的精神处理。借婚姻关系索取的财物,离婚时,如结婚时间不长,或者索要财物造成对方生活困难的,可酌情返还。”

  1993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十九条规定:“借婚姻关系索取的财物,离婚时,如结婚时间不长,或者因索要财物造成对方生活困难的,可酌情返还。对取得财物的性质是索取还是赠与难以认定的,可以按赠与处理。”

  2004 年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三)案例探索:分析案例,找出症结

  案例一:在该起案例中,存在的焦点问题是:一是甲的父亲是否有诉讼的资格,乙的父亲是否可以成为本案的被告;二、甲的过错是否可以成为乙不返还彩礼或者少返还彩礼的理由;三、乙方是否需要全部返还彩礼。女方乙认为按照婚约的习惯,男方提出解除婚约,女方不应返还彩礼,而男方违背了婚约中的义务,所以才坚决不返还彩礼。虽然乙的这种想法比较符合善良风俗的原则,但是乙的想法在法律上找不到依据,无法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护。但是甲有过错却不承担责任,实在显失公平,与民间风俗习惯不符,更会使当事人无法信服,我国法律在此方面存在缺失。对于甲与乙各自的父亲是否可以充当原被告,对此我国法律上也未存在着明确规定,但是根据鉴于现实状况,彩礼的实际给付及实际接收会及于双方家人,为了进一步规范诉讼程序,司法解释对此应给于进一步明确。对于本案,在《婚姻法解释(二)》中并没有明确规定酌情返还,而是认为只要符合规定情形,当事人请求返还的,法院应该支持,支持全部返还还是支持酌情返还?如果支持酌情返还,返还比例的标准该如何去确定?对于这些问题,《婚姻法解释(二)》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法律留下的空白之处,就给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留下了大量的空间,对此我们应该予以完善。

  案例二:在该起案例中,存在的焦点问题是:一、乙的行为是否构成借婚姻勒索彩礼;二、甲乙之间的情况是否属于《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未共同生活的的情形;三、衣物及三金是否属于彩礼返还的范围。依据《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来处理没有问题,虽然甲方诉称乙索取彩礼,但因甲给付乙彩礼是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在结婚前给付乙一定的财物作为二人婚姻成立的标志,这种给付是甲自愿给付的行为,而不是乙借婚姻索取的财物。本案是否属于《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所规定的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是没有共同生活的法定条件呢。《婚姻法解释(二)》为了保护彩礼给付者一方的利益而规定了“共同生活”这一概念,但是“共同生活”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现实中难以确认。此外,对于衣物及三金是否属于彩礼的范畴,我国的法律对此没有规定,导致法官在自由裁量时出现很大的偏差,三金价值较高,但存在丢失的情形,衣物也存在消耗的情形,因此在审理的过程中如果认定返还在执行上会存在困难。

  案例三:在该起案件中,主要存在的焦点问题是:一、决定是否返还彩礼的共同生活时间为多长;二、彩礼返还比例如何确定;三、彩礼返还范围的确定。甲乙结婚一年多,这种情形应该依据《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离婚时接受彩礼一方应当给与返还。这样就出现了问题,首先该解释中针对婚姻关系的时间长短没有做出规定,结婚一年多是否还属于彩礼返还的范畴,其次对生活困难的认定存在分歧,这里的生活困难是指绝对困难还是相对困难?还有在结婚后材料其实对于离婚时生活困难的问题,我们可以直接参照《婚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予以处理,没有必要再让女方返还彩礼。《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是为了保护彩礼给付方即男方的利益而设定,显然缺乏对女方权益的保护。

  二、追溯源头:与彩礼相关的基础概念及法律性质

  (一)彩礼的内涵

  1、彩礼的历史渊源

  彩礼又称财礼、聘礼、聘财等。“我国自古以来婚姻的缔结,就有男方在婚姻约定初步达成时向女方赠送聘金、聘礼的习俗,这种聘金、聘礼俗称‘彩礼’。周代是礼仪的集大成时代,彼时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婚姻礼仪,《仪礼》中有详细规制,整套仪式合为‘六礼’;西周时确立并为历朝所沿袭的‘六礼’婚姻制度,是‘彩礼’习俗的来源 (1)。“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中的纳征是送聘财,相当于现在的彩礼。

  在现代社会,彩礼多指男女双方在订立婚约时男方给女方的金钱或物品。

  2、彩礼的外延

  “彩礼”不同于一般的婚约赠与物。彩礼的交付行为是在传统婚约风俗影响下生成的,有共同的见证人等特殊的仪式存在。给付彩礼是出于结婚的真是意思表示的,不是出于一般性的礼尚往来。虽说和一般的赠与物一样,二者都是男女在恋爱、婚约期间发生。但不同是,彩礼是为了实现结婚的目的由男方给付女方的,具有结婚的目的性和受周围风俗的影响性,一般性的婚约赠与物仅仅是为增进双方的感情而相互之间赠送的财物。一般赠与物主要表现为,相互之间的主动行为、数额不大、无特殊的仪式讲究。该赠与是自愿的、无条件的赠与,是合法行为。在这里,一般的婚约赠与财物与民法中的一般赠与没什么区别,都具有无偿性,受赠人也无返还义务,而彩礼如果是婚约无法实现的话则应该给予返还。

  (二)彩礼给付的法律性质

  在我国的理论界及司法界对彩礼给付的性质有不同的看法,目前理论界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学说

  1、生活中的一般赠与说,该学说认为一旦所赠与的财物交付对方,所有权就发生了转移,因而受赠人不应返还受赠的财产。

  2、不当得利构成说认为,婚姻不能则构成不当得利,应该返还。一方一定数量的彩礼给付,是基于婚约这种特殊社会关系,一旦婚约不能成立或者基于种种原因而解除,收受方应该无条件全部返还。该说实际上把彩礼构成了单方受益的婚约保证金。

  3、定金说,该学说认为彩礼是男方向女方给付的财物,用来证明婚约成立为目的,类似财产契约上的定金,如果婚约解除,一方应予返还。定金具有惩罚性质,但是彩礼与婚姻联系起来,具有不同于交易中的定金功能,其更多的目的是对女方父母的一种补偿。

  4、从契约说,该学说认为彩礼给付是一种赠与契约,是婚姻关系存续的从契约。认为“赠与聘礼乃在期待成立婚姻,婚姻不能成立时,赠与聘礼之目的不达,受赠人受领给付,无法律上之原因,应成立不当得利。

  5、附义务赠与说。附义务的赠与又称负担的赠与,指的是以受赠人对于赠与人或第三人负有一事实上给付义务为附款的赠与。该说认为彩礼的给付是以接受彩礼方为将来的特定义务即与婚约当事人结婚为要件的,在婚约解除时,给付方可基于对方不履行特定义务而请求返还彩礼。

  6、附条件赠与说认为,彩礼给付行为,是一种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以婚姻成立为目的的一种赠与。婚约解除后,受赠人继续占有彩礼的法律依据已不存在,从而产生给付人以不当得利请求受赠人加以返还的权利,和受赠人负有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赠送彩礼行为中,婚约的解除是所附的条件。婚约未解除,那么赠与行为继续有效,彩礼归受赠人所有;如果条件成就,婚约解除,赠与行为失去法律效力,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当然解除,在此,赠与财产即彩礼的所有权应当恢复到订立婚约时

  笔者认为,彩礼给付应属于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这是彩礼返还的理论基础,也符合社会的风俗习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老百姓操劳多年,倾其所有给付彩礼,是迫于地方习惯做法,为了最终缔结婚姻关系,不得己而为之的。这种目的性、现实性、无奈性,都不容否认和忽视。男方的父母辛苦积累的目的就是为了孩子的婚姻,如果没有结成婚,此时彩礼仍归女方所有,与其当初给付时的本意明显背离。而且,依据“作为给付彩礼的代价中,本身就蕴涵着以对方答应结婚为前提”这一内容,“条件”在解释上应该包括“默示的条件”。

  (三)彩礼返还的必要性

  1、利益平衡原则的要求

  一般来说,如果离婚或解除非婚同居关系,往往就有彩礼返还纠纷存在。彩礼返还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要求,具有平衡婚嫁双方利益的社会价值。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的对立性要用矛盾的统一性去解决。彩礼给付和彩礼返还是一对矛盾,在男娶女嫁的婚嫁模式下婚前彩礼给付的事实大量存在,然而,一旦婚约解除或婚姻破裂,男方将面临人财两空的局面。如上所述,彩礼给付对相当部分的人来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如果给付的彩礼不予返还则有失社会公平。彩礼返还规则设置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平衡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利益的平衡不仅仅是法律的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彩礼返还正是基于利益平衡价值产生的。 (2)

  2、社会和谐之需要

  现实生活中因彩礼返还印发的纠纷大量存在,如果给付的彩礼不予返还则可能依法社会道德风险,一些人会打着结婚的幌子骗取彩礼,高额的彩礼支付足以让一个男人破产,在人财两空的情况下,心理很难平衡,在正当途径讨还彩礼无望的情况下往往会引发刑事案件。基于家庭与社会和谐的要求,有条件地要求返还彩礼十分必要。

  • 他山之石:国外关于彩礼返还的法律制度

  在崇尚“契约自由”国家中,婚约作为一种和议被纳入了契约的范畴,并且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例如意大利、墨西哥、秘鲁等。《秘鲁家庭法》第 75 条规定:“婚约为男女双方接受的婚姻诺言,”而关于婚约的效力,外国法律普遍认为,婚约成立后,在男女双方当事人之间就产生了一定的义务系自愿履行,婚约不具有强制性。如《德国民法典》第 1297 条规定:“不得基于婚约诉求结婚。”《墨西哥民法典》第 142 条规定:“不能对婚约中不遵守约定的行为规定任何处罚措施。”婚约虽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但随意解除婚约会带来一定的法律后果。一般的,解除婚约后,双方当事人虽都不再受原婚约的约束,但必须对解除婚约所产生的财产上的损失和精神上的损失予以赔偿,并对婚约期间的赠与物予以返还。其中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不是每个国家立法中都有体现,规定有精神损害赔偿的,一般产生婚约后清白的女方与男方发生同居或性行为,男方无重大事由而解约,或女方因男方的过错提出解约时而产生的。如德国、瑞士、墨西哥、秘鲁等国的法律对此均有规定。 (3)

  四、瓶颈制约:现有的司法规定的局限性

  2004年《婚姻法解释(二)》开始实施,彩礼问题上升为规范。但彩礼返还问题上,基层法院得应对尚表现迟缓,基层人民法院处理彩礼返还问题的执法尺度较小。在上文也已经提及,我国对彩礼返还的法律规定方面还存在着以下几种缺陷:

  (一)对双方未办理结婚手续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彩礼一律应当返还,没有考虑到当事人的过错因素。《婚姻法(解释二)第10条在决定彩礼是否返还时,不受过错的影响。民间的做法和法律的规定是不一致的。因此法律应注意保护无过错一方的利益,因为婚姻不成本身对无过错一方是有损害和伤害的,不但在时间。精力、财产上有损失,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名誉上可能会受到较大的伤害,因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应适当考虑当事人的过错。

  (二)对双方共同生活比较难以认定,共同生活是指当事人以夫妻名义公开共同居住、生产和生活,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长期性,在现有的法律规定中,并没有对何为共同生活做出明确的界定,这给司法实践在认定上带来了困难。

  (三)对生活困难的界定,生活困难有相对困难和绝对困难两种,一般而言,给付彩礼都会导致财产减少,生活都会受到影响,这就是相对困难,绝对困难给付方本身就享受最低生活帮保障,就证明无法维持当地的基本生活水平,在此基础上又给付了彩礼,显然生活会极其困难,现有法律在这方面的规定比较欠缺。

  (四)彩礼返还的主体,立法所指彩礼返还的主体仅指男女双方当事人,但受传统习俗的影响,彩礼的实际给付方和实际收受方不仅仅是男女双方当事人,往往还涉及双方的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现有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做法并不一致,导致适用过程中的混乱。

  (五)没有充分照顾到我国的风俗习惯。作为一种婚姻文化的彩礼,具有累积性、层累性、和进步性。 (4)这也正是彩礼作为一种习俗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程中长期存在并经久不衰的原因。如果国家的制定法不能与一个国家和社会的风俗习惯相呼应的话,就会造成制定法与习惯的强烈冲突,使法律变成无益于社会秩序稳定的恶法。因此,法律的制定,尤其是婚姻法中彩礼返还规则的制定,就必须考虑到制定法与民间风俗习惯的良性互动,充分尊重社会现实,尊重民间风俗习惯,使制定法拥有强大的生命力。

  (六)缺乏对事实婚姻的承认。由于地方风俗习惯或是现代人生活观念的问题,男女双方未经登记便已夫妻名义同居的情况在我国普遍存在。如果男女同居多年但并未进行结婚登记,此时男方提出解除同居关系,按照法律规定,没有进行结婚登记的,彩礼需返还,那么这一决定显然对女方不公平。此外,如果双方这时已经育有子女,要求女方退还全部彩礼,这也并不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五、未来畅想:对彩礼返还制度完善的建议

  “一种法律制度有无价值、价值的大小,既取决于这种法律制度的性能,又取决于一定主体对这种法律制度的需要,即这种法律制度能否满足一定主体的需要以及满足的程度。” (5)

  (一)确立彩礼返还制度的基本原则

  1、公序良俗的原则。公序良俗,即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从古罗马法发端到近代,公序良俗原则源远流长。彩礼制度在我国历史源远流长,是在我国民间社会长期存在的一项基本的风俗习惯,因此,在处理彩礼返还纠纷的时候就不能不考虑民间的种种善良风俗。《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婚前给付彩礼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在双方离婚时,给付人有权要求被给付人返还彩礼。同样,在区分给付彩礼和借婚姻索取财务是也需考虑到善良风俗的运用,彩礼不同于借婚姻索取财物,虽然从表面上看,两者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男方及其父母为了达到婚姻目的,在婚约订立与存续期间支付给女方及其家庭的一定数量的金钱或财物。但究其本质,两者具有明显的区别,支付彩礼是在婚约订立及其存续期间当事人基于真实意思表示而发生的一种附条件的赠与关系。而借婚姻索取财物则是婚约一方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而以婚姻为条件向对方索取金钱或财产,两者表面上都是一方向另一方支付财产,而论其动机却有着巨大的区别,为了准确的分辨二者的区别,必须引入善良风俗原则。

  2.利益衡量原则。利益衡量,也称法益衡量,是指在法律所确认的利益之间发生相互冲突时,由法官对冲突的利益确定其轻重而进行的权衡与取舍活动。利益衡量理论于 20 世纪 60 年代由日本学者加藤一郎和星野英一提出,并于 20 世纪 90 年代由梁慧星教授引入我国,在我国法律界反响强烈。利益衡量原则既是一条立法原则,也是一条司法原则,还是一条法律解释原则。总之,利益衡量原则应贯穿于立法,司法与法律解释始终。因此,在处理彩礼返还纠纷时也必须考虑到利益平衡原则,是否返还,返还多少都必须考虑到如何妥善的平衡各种相冲突的法益。

  (二)彩礼返还具体制度的司法建议

  1、诉讼主体制度的立法构想

  (1)立法建议

  因彩礼返还纠纷提起的诉讼,彩礼给付一方或给付方的近亲属(父母、子女)为原告或共同原告;接受彩礼一方或接受一方的近亲属(父母、子女)为被告或共同被告。

  (2)立法理由

  彩礼返还诉讼首先要确定诉讼主体,即明确原被告。“民事诉讼中的原告是在为维护自己的民事权益而引发诉讼程序的人或组织。民事诉讼中的被告是被诉称侵犯原告民事权益或与原告发生民事争议而被人民法院传唤应诉的人或组织。” (6)在彩礼返还规则中设置诉讼主体制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在未缔结婚姻之前,男方往往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彩礼给付也一般是由男方的父母出资,因此彩礼给付一方或给付方的近亲属(父母、成年子女),有利于彩礼返还请求权的行使。在彩礼收受上,也多是女方的父母,因此仅仅对女方提起诉讼要求时往往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将接受彩礼一方或接受一方的近亲属(父母、成年子女子女)规定为被告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2、彩礼返还范围的确定

  (1)立法建议

  对于在订婚时给付的金钱彩礼及按照农村风俗习惯给付的彩礼应认定为彩礼返还的范围,对于一般的男女之间交往赠送的礼物、购买的衣物及置办的酒席不应作为彩礼返还的范围。在时间上应以婚约订立时起到结婚前或婚姻解除前的时间段为标准。

  (2)立法理由

  基于数千年传统习俗的原因,我国传统婚姻的缔结过程郑重而繁琐。从古代的“三书六礼”到现代婚姻,礼尚往来始终都贯穿于婚姻的全过程。受传统婚姻的影响,现代婚姻中,彩礼与普通礼的支出本身就难以区分。现在农村男女缔结婚姻,一般要经过请媒人、提亲、认门、订婚、择期、领取结婚证、举行结婚仪式等各种程序下的花费。 (7)比如,提亲时男方家人到女方家准备的礼物,认门时互赠的红包,订婚时的摆席费,聘礼,直至举行结婚仪式时的酒席等费用,当然其所有花费的数量根据当地习惯和家庭收入多寡而不等。依据彩礼的表现形式不同,可以分为“金钱彩礼”和“贵重物品彩礼”两类。 (8)对于平时男、女方及其家人、亲属相互之间的金钱给付,数额较小,主要以疏通关系,增进了解,加强感情结合等目的为主,属于礼尚往来性质,因而被视为普通赠与。一般不以彩礼看待。而婚约期间的赠与物有的是为了增进感情的一种纯粹的赠与物,双方的相互赠与,包括烟、酒、食品、化妆品、少量衣物等物品,通常属于礼尚往来性质,不属于彩礼的范围。

  3、对主观过错的确定返还彩礼的数额

  (1)立法建议

  彩礼的返还应当考虑当事人过错,并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确定返还的数额。所谓补偿应从返还彩礼数额中扣除。

  (2)立法理由

  我国《婚姻法解释(二)》中的相关规定并没有考虑到当事人的过错。婚约的解除或者是婚姻的破裂往往存在一方或者双方的过错,在婚约无法律效力,无婚约损害赔偿制度下,这样做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在彩礼返还规则中建立主观过错制度,可以避免一些违背社会公德和社会善良风俗情形的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女方在骗取男方的财物后突然“失踪”,往往有同伙相互配合。但是一些女性以结婚为名骗取男方的财物,而且和男方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又另寻目标,对于这种行为一般不认为是犯罪。彩礼返还规则中设置主观过错制度对这种行为也是一种惩罚,让别有用心的人不能得偿所愿。

  4、对举证责任的分配

  (1)立法建议

  在彩礼给付的数额上由男方举证,在共同生活问题上实施举证责任倒置。

  (2)立法理由

  从举证上看,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在彩礼给付的数额上因为有双方媒人的存在,一般比较容易取证,但是在确定双方是否共同生活上就比较困难,因此容易导致同一类案件中出现不同的判决结果,客观上造成了司法的混乱和影响法院的权威。在“共同生活”问题的举证上,建议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使证据收集简单化。本该由主张方即彩礼给付方来证明双方无共同生活的,改为由收受彩礼的一方来证明双方有共同生活来替代,证明难度就会大大降低。收受彩礼的一方只需要能证明共同生活的事实,就完成了对“共同生活”的举证责任。显然,这样做对案件的证据收集来说,不仅有利于彩礼给付方充分实施法律赋予他的返还彩礼请求权,也有利于提高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效率,降低当事人和法院的诉讼成本,对于法院的证据收集也百利而无一害。 (9)

  5、返还条件的确立

  (1)立法建议

  未履行法定结婚手续的,彩礼原则上应适当返还,如果双方均无过错,需考虑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和个人家庭经济状况酌情决定返还数额。履行法定结婚手续的,彩礼一般不予返还,但双方未共同生活或共同生活不满一年以及因彩礼给付造成一方生活困难且提起离婚诉讼的除外。共同生活的确定须考虑双方共同居住,生活困难根据给付人的生活来源、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考虑,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合理确定。

  (2)立法理由

  解释应该在内容上保持一定的连贯性和继承性,规定返还条件有利于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有一定的标准和尺度作为依据。只有确立明确的法律制度才能对彩礼返还起到真正的保护作用。在法律中规定未履行法定结婚手续且双方均无过错的情况下,考虑共同生活实践的长短和个人家庭经济状况酌情决定返还数额是对过错制度的补充和当事人双方利益的平衡。因此除特殊情况提起离婚诉讼的需要返还彩礼之外一般不予返还,是从姻亲关系的和睦出发考虑的,对于共同生活从质和量两方面去界定,质是指双方有共同居住。相互扶助的经历,量指该经历不少于三个月,质量相佐,共同生活就不难认定。对于生活苦难,根据给付人的生活来源,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综合考虑,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合理确定,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方便,具有可操作性。

  无论愿意与否,彩礼都实实在在的存在着,作为一种文化,它有层累性和进步性,不是用国家强力就能顷刻涤荡消除的。这也正是古代彩礼能一直不断沿续至今的原因。从司法的角度看,国家司法系统在对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应当充分的考虑习惯法,争取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因此努力完善建立在民间风俗习惯基础上的彩礼返还制度对于社会的稳定是十分必要的,用法律去实现道德调整的标准,再利用民间习俗来实现制度上的正义,这也是彩礼制度从民间重又回到国家法中的正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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