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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案范围规定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来源:   发布时间: 2015年04月16日

  受案范围规定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本文刊载于山东青年报-平安山东周刊 316期3版 作者:田成燕

  

    法律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以概括的方式确立了总体的受案范围:“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条划定的受案范围的重要边界为:案件的原告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其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而起诉。第11条关于受案范围所列举的案件却只限于是“人身权、财产权(包括经营自主权)”受侵害的案件。这种设计体现了概括与列举的相互配合,但也存在明显缺陷——保护的权益范围有限。

  现实困境:案例1:2004年,广西医科大学学生王某向南宁市新城区人民法院提起的请求撤销学校做出的退学处分的案件,被法院以不属于受案范围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

  案例2:2006年3月27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行政案件。四川大学的法律硕士杨某,以国家公务员招录对年龄设限,给其造成了就业歧视为由,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但法院以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驳回了杨的诉讼请求。

  案例1中,学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主体已然侵犯了王某的受教育权,但是法院却因为该种违法行政行为并未在法律上规定,驳回其诉讼请求,直接剥夺了王某的司法救济权。案例2中,招录公务员对年龄设限本质就是一种就业歧视,它侵犯了相对人的平等就业权,应该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诸如此类的案例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还有很多,但是法律规定的局限性无论对保障人权,还是维护社会稳定,实现法治社会都是一道厚重的障碍。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突破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自1985年创刊至2012年合计刊登了86个行政诉讼案例。以行政诉讼保护的权利为例,《公报》将保护的权利“突破”至受教育权,将拒绝履行颁发学位证、毕业证的行为纳入受案范围。这明显已经超出了《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人身权、财产权的范畴。

  挖掘尴尬背后的“故事”

  立法技术上的缺陷。目前《行政诉讼法》第2条、第11条规定的受案范围的确定方式是将总体概括、肯定式列举结合起来使用,但各自的边界却未能紧密对接,形成了一些既不属明确规定应受理、又不属明确规定不应受理的空白处。在这一空白处出现的行政纠纷显然是法律未作调整的。

  权益保护上的空缺。我国宪法确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离不开行政机关的支持和依法行政。当行政机关的行为侵犯了公民的上述合法权益时,如果得不到司法保护和救济,是与宪法精神不相适应的。

  认识上的误区。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际部门,都公认一个观点,即只有具体行政行为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人身权或财产权的,才可以起诉;凡涉及人身权、财产权以外的权利都不可以起诉。

  扩大受案范围路径选择

  笔者认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修改应该做到:

  扩大行政诉讼对合法权益保护范围。除人身权、财产权之外,宪法确认的其它权利都应赋予可以依法提起诉讼的权利,从而全方位地促进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体现社会民主,维护社会稳定。

  充分发挥法律解释的功能。要使司法解释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方面真正发挥作用,还应作以下几个方面的调整:(1)司法解释必须准确。司法解释不得超越法律的规定,同样不得偏离误解法律的规定;(2)解释必须全面。现行的司法解释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方面,对许多有争议的问题没有解释。由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较为原则,因而需要司法解释作全面的规定。否则,将留下许多困惑;(3)司法解释必须具体明了,具有可操作性。

  在受案范围上引进判例形式。我国是制定法国家,不承认判例的拘束力,当然也不存在判例制度。笔者认为,探索建立判例制度,以判例形式确定受案范围对解决实践中经常出现的疑难问题是必需的,也是可行的。

  正如博登海默所说, “法律是一个带有许多大厅、房间、凹角、拐角的大厦,在同一时间里想用一盏探照灯照亮每一房间、凹角、拐角是极为困难的”。 需要分出一部分时间与精力去关注其他修法进程。对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拓宽行政诉讼权利保护宽度,突破人身权、财产权的限制同样如此。笔者对此问题仅是粗略的勾勒及初步的尝试,以期对行政审判实践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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